导语：在历史进程中，高门显族也时常变化着。历次政权的更替造就的新兴统治阶层必然要走向历史前台，渐趋式微的没落贵族则势必要设法挽救自己。
正缘于此，起于庶族、寒门的新兴统治力量和传统高门之间，在唐初存在着一种方兴未艾和老气横秋的强烈对比。为了使新兴的官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，同时也为抬升皇族的门第，李世民即位后就有了修订《氏族志》的想法。“氏族”即是“士族”。
一、士族没落，衰而不僵。
隋王朝建立后，为了打破“尊世胄，卑寒士”的观念，在选用官吏上，废除了已经不合时宜的门阀制度下的“九品中正制”，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用人制度——科举（有些人认为科举始于唐朝）。这一创举的出现，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士族特权制度化的终结。
科举考试场景
但是，士族门阀观念却并没有因此而消亡。在这种观念影响下，国家的政治核心仍是聚焦在士族集团。大唐之初的政治集团就是以关陇士族为核心，联合其他阶层组成的。而且，在政务的实际处理过程中，旧士族仍一度起着重要作用。
如，刚定鼎关中时，李唐政权为了管理好山东（崤山或华山以东）地区，就充分任用山东士族。武德元年，唐高祖李渊诏命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安抚大使，以山东崔姓士族出身的崔民干为副使，到山东招抚诸郡县。武德四年，又诏命山东士族出身的郑善果为山东道抚慰大使。
郑善果（像）
为了巩固、壮大初生的政权，李唐王朝虽然任用了不少旧士族出身的人为官，但没能阻止旧士族的没落。
旧士族虽然在政治上逐渐失去了优势地位，但是由于他们的历史悠久、“血统高贵”，在社会上仍享有相当高的威望，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。
旧士族的生活场景
处于政治核心的关陇贵族，包括李唐皇室在内，虽然在政治上握有实权，但就社会地位来说，尚不足以与旧士族相抗衡。在门阀制度下，社会看重的是“文化传统”，是血统种姓。
而包括李唐皇室在内的关陇贵族，他们的祖先都是没有文化的胡人或者胡化汉人。李氏家族虽然已经掌握了整个国家，可他们的“低下”，在初唐时期的人们的观念中还没有改变过来。
二、庶族新兴，起而不壮。
在旧士族没落的同时，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却迅速崛起，并逐渐在朝臣队伍中形成了较大的势力。李世民即位后重用的大臣中，出身于庶族、寒门的占有很大比重。
如，大唐贞观时期任用的宰相共计28人。除李渊早就任命的6人以外，李世民任命的22人中，有8人（房玄龄、魏徵、温彦博、戴胄、李勣、张亮、马周、张行威）都是山东的庶族、寒门出身；有6人（长孙无忌、李靖、杜淹、杜如晦、杨师道、侯君集）出身于关陇贵族。
房玄龄、杜如晦（像）
由此可见，进入唐太宗李世民统治集团的重臣中，关陇贵族和庶族已占了绝对优势。
进入李唐政权上层统治集团的新兴地主阶级，也就是那些出生于庶族、寒门的人士，虽然经验丰富、才能卓越，身居高位，执掌着部分朝政，但由于门阀较低，出身寒微，却还是要受到旧士族出身的官僚的奚落、岐视。如，马周为监察御史时，御史大夫韦挺就因为马周出身寒士，无名无望，而对马周的一些政见嗤之以鼻。
马周（剧照）
这一事件并不仅仅是个人间的矛盾体现，更是两个阶层间的对立冲突。韦挺可以瞧不起马周，那么以韦挺为代表的旧有士族，是不是同样也瞧不起以马周为代表的新兴庶族地主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《旧唐书•高士廉传》中就说：“是时，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夸，虽复累叶陵起，犹恃其旧地。”
三、穷则思变，修《氏族志》。
大唐王朝建立的初期，有相当多的新兴官僚出身于庶族、寒门、低级官吏和农民起义军，他们非常想改变旧有的门阀等级观念，以摆脱尴尬的局面。
议论中的新兴庶族官僚（图景）
这些官僚，在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遭到旧士族歧视后，自然就难以充分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。
这种矛盾冲突造成的李唐统治集团内部的心态不平衡，以及将由此引起的思想混乱，势必会影响到人才的招揽、利用，进而影响大唐王朝的统治基础，影响新局面的开创、形成与发展。
因此，唐太宗李世民强烈地意识到，为这些新兴官僚正名，为他们贴上“士族”的标签极为必要。
唐太宗李世民（像）
鉴于此，贞观十二年，李世民曾颁布一道诏令，道：
旧的门阀观念，有碍大唐建立之初的中央集权，折损皇族的权威，同时也滞阻了新兴庶族地主的作用的更大发挥。对此，如不及时予以变革，势必影响李唐王朝的统治。因此，李世民决定修订《氏族志》，让新兴庶族地主阶级，同时也要让皇族李氏挺胸抬头。
参考文献：《贞观政要•礼乐第二十九》、《旧唐书•高士廉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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