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reg功能标志物

admin 2024-11-0850

Tregs通过多种机制发挥抑制作用，包括调节细胞因子微环境、靶T细胞的代谢、调节树突状细胞的活化和直接抑制细胞溶解等。

关键标记物

TGF-β1-LAP-LRRC32

转化生长因子-β（TGF-β），其最常见的亚型是TGF-β1，是一种多效性细胞因子，于1986年首次被发现。

TGF-β后来成为免疫抑制和耐受研究领域的主要焦点，因为它对免疫反应有很强的抑制作用，尤其影响T细胞的增殖和分化。

2000年左右，多个研究小组确定TGF-β与Tregs的抑制功能之间的联系。（Cellcontact-depentimmunosuppressionbyCD4(+)CD25(+)regulatoryTcellsismediatedbycellsurface-boundtransforminggrowthfactorbeta.）

然而，TGF-β在Tregs免疫调节功能中的作用引发了争议，因为使用抗TGF-bβ抗体中和TGF-β，未能在体外逆转Tregs的抑制功能。

2004年，NationalInstituteofAllergyandInfectiousDiseases的研究者报道：潜伏期相关蛋肽（latency-associatedpeptide，LAP）结合Tregs中TGF-β1时，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。

TGF-β1介导的免疫抑制分为两步：首先，TGF-β1与LAP解离，然后游离的TGF-b1可以与其受体相互作用。

SciImmunol(2022)

2008年纽约大学的Wang等人发现RRC32参与TGF-β1介导的Treg免疫抑制作用。TCR激活的Treg，其细胞表面显著上调GARP，GARP结合潜伏的TGF-β1，促进激活的TGF-β的释放，增强的Treg抑制能力。

CD73-CD39-腺苷

Tregs还可以通过腺苷与A2A受体结合来抑制效应T细胞。

ATP被两种Treg相关的核苷酸酶CD39和CD73协同切割，导致腺苷产生。在两种外核苷酸酶中，将ATP和ADP水解成AMP的CD39是限速酶。CD73是一种胞外-5′-核苷酸酶，以可溶性和膜结合形式存在，并催化AMP去磷酸化为腺苷。然后腺苷结合T细胞上的A2A受体，导致cAMP介导的TCR信号通过PKA抑制。

匹兹堡大学癌症研究所在2010年发现腺苷在人Tregs功能中的作，将CD39引入为人Tregs特异性的新型表型和功能标记物。几乎所有（90%）CD4+CD25hiFOXP3+成人Treg为CD39阳性。但CD39并非Tregs所独有。

CD73最初被描述为小鼠Tregs的特征性表面标志物。超过70%的CD4+CD25hiTregs在细胞内表达CD73，而表达仅限于20%的CD4+CD25-T细胞。

与未刺激的记忆Tregs（CD4+CD25hiCD127loCD45RA-）（~5%）相比，扩增的人CD4+CD25hiCD127lo细胞显示出更高的CD73表达（~35%）。

IL-10

众所周知，Treg释放的IL-10是其执行免疫抑制功能的重要分子。（矛盾的IL-10）

JournalofInvestigativeDermatology(2006)126,15–24.doi:10.1038/

新兴标志物

CD121

CD121a和CD121b是人Treg上的两种独特的细胞表面抗原，它们在TCR介导的Treg激活时瞬时表达，可将功能性Treg与激活的FOXP3-和FOXP3+非Treg区分开来。

推荐将这两种高特异性表面标记物用于高产量、高纯度的Treg分离。

CD69

CD69和HLA-DR被广泛认为是传统T细胞和Treg中活化诱导的细胞表面标志物，以及Treg分化和免疫抑制的标志物。

CD69与其配体S100A8/S100A9复合体结合后，可调节Treg分化。CD69表达对tTreg发育至关重要。此外，与FOXP3+CD69-Tregs相比，FOXP3+CD69+Tregs表达更高表面水平的抑制相关标志物，并显示出增强的抑制活性。

CD69还通过促进IL-10的产生来增强Tregs的免疫抑制功能。

HLA-DR

大约1/3的成人外周血CD4+效应Tregs表达HLA-DR，从而识别出一个独特且功能强大的终末分化Treg亚群。

HLA-DR+Tregs表现出更高水平的FOXP3，并采用接触依赖性免疫抑制，表明出色的抑制能力。

CD101和CD129

另外两种细胞表面受体CD101和CD129与Treg抑制活性有关。早期的小鼠研究表明，CD101表面表达与体外和体内CD4+CD25+Tregs的抑制活性密切相关。然而，对人类Tregs的研究并未重复这一观察结果。同样，活化的T细胞产生的IL-9可促进Th克隆的增殖，并增强表达CD129（IL-9受体）的Tregs的抑制功能。然而，由于缺乏更多的证据，这两种标记物目前研究渐少。

CD103

CD103，也称为整合素αEβ7（ITGAE），在大约10-30%的小鼠pTreg上表达。

已发现CD103+Treg表现出略高的抑制能力并表达更高水平的IL-10，从而有助于其抗炎活性。但是，人CD25+FOXP3+Tregs在包括血液在内的各种组织中显示CD103的表达有限（5%）。

趋化因子

趋化因子控制着Tregs的运输和归巢，是其发挥抑制功能的重要基础。

已确定几种整合素对Treg功能和定位至关重要。αvβ8整合素是激活潜伏性TGF-b的关键，缺乏avb8的Tregs无法抑制体内T细胞介导的炎症。a4β7整合素（也称为LPAM-1，其经典配体为MAD-CAM1）被认为在Tregs迁移到肠道和相关淋巴组织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β7的丢失已被证明导致迁移中断，随后出现结肠炎。

CCR4

在各种癌症模型中，CCR4的被证明可以介导Treg的迁移。肿瘤细胞相关巨噬细胞（TAMs）诱导了CCL22表达（CCR4的配体），促进其迁移至肿瘤微环境。

CCR8

C-C趋化因子受体8（CCR8）是一种趋化因子受体，其配体分别为CCL1、CCL8和CCL18，在肿瘤浸润treg的选择性表达。在一些小鼠模型中，CCR8+treg高表达与抑制功能相关，而抗CCR8抗体治疗可减少肿瘤体积，增强抗肿瘤免疫。

共刺激/抑制受体

CTLA-4

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（CTLA-4），在激活时在常规T细胞中表达，但它在静息Tregs中组成型表达，是该细胞亚群的标志之一。

TCR介导的激活后，人Tregs强烈上调CTLA-4。

CTLA-4作为FOXP3的靶基因，是Treg增殖的内在调节因子。CTLA-4的缺失或阻断会增强Treg增殖，并影响记忆Treg的数量和功能。

PD-1

PD-1是Tregs中发现的另一种IgSF的共抑制分子。2003年，发现阻断PD-1与其配体PD-L1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Treg抑制功能。2006年一项更全面的研究表明，新分离的小鼠和人Treg将PD-1保留在细胞内区室中，在TCR刺激下迁移到细胞表面。Francisco等人发现，PD-1的表达通过促进FOXP3表达、增强iTreg抑制活性，将初始CD4+T细胞最低限度地转化为诱导的Tregs（iTregs）。

ICOS

诱导型T细胞共刺激因子（ICOS）是免疫球蛋白分子超家族（IgSF）的另一个CD28相关成员，它通过作为共刺激受体发挥作用。

ICOS+T细胞虽然在外周血CD4+T细胞中占少数，但约占FOXP3+Treg的20%，并且ICOS+Tregs能够产生IL-10并抑制DC上调的CD86，而ICOS-Tregs产生TGFbβ。

LAG-3

Lag-3，也称为CD223，最初被发现在活化的CD4+和CD8+T细胞上上调，随后发现在激活后在tTregs和pTregs中均高表达。

Tregs上的Lag-3阻断消除了Treg抑制功能，而非TregCD4+T细胞中Lag-3的异位表达赋予了抑制活性。

TIGIT

TIGIT是脊髓灰质炎病毒受体（PVR）样IgSF家族的成员，是一种在许多淋巴细胞亚群上表达的共抑制受体。它在Tregs上高度表达，促进抑制功能。

2009年报道了TIGIT与人类Treg生物学之间的联系（YuX,HardenKC,GonzalezL,FrancescoM,ChiangE,IrvingB,(2009)10(1):48–57.doi:10.1038/），然而，直到2014年才显示其在Tregs中的功能作用。

Tregs上TIGIT的激活会触发IL-10和Fgl2等抑制分子的产生。

TIGIT表达定义了一个Treg亚群，该亚群表现出对Th1和Th17的选择性抑制，但不抑制Th2反应，在治疗疾病方面具有治疗潜力。

TIM-3